作者：史普罗（R C Sproul）

宗教改革是否已经结束，一些我称为“过去的福音派”的人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其中一位写道：“路德在十六世纪提出称义这个问题是对的，但在今天这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另一位自称属于福音派的人士在我参加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评论说：“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关于因信称义的辩论简直就是茶壶里的风暴。”还有一位著名的欧洲神学家在他的作品中表达，唯独因信称义这个教义在教会中不再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了。我们所面对的是一大群被称为新教徒（Protestants）的人，但他们显然已经忘记了他们所抗议的是什么。（译注：“新教徒”的英文有“抗议”的意思。）

十六世纪的改教家对因信称义这个教义的重要性与这些当代人的看法相去甚远，我们来回顾一下他们的观点。路德曾发表过这样著名的评论：唯独因信称义这个教义是教会赖以生存的支点。约翰·加尔文使用了另一个比喻，他说称义是将一切事物至于其上使之运转的枢纽。在二十世纪，巴刻（J.I. Packer）则将唯独因信称义比喻成是“所有其他教义都站在其肩膀上的巨人”。后来，巴刻放弃了这个语气强烈的比喻，转而将唯独因信称义比作是“福音的细则”（the fine print of the gospel）。

这些讨论让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16世纪以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关于这一点我有一个好消息，也有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人们在神学争端中变得更加文明更加宽容。我们不再看到有人因教义上的分歧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或在刑具上受折磨。我们还看到在过去的几年里罗马教廷在基督教正统教义的其他关键问题上都保持着坚定的态度，比如基督的神性、基督替代性的救赎，圣经的启示，然而许多新教自由派信徒则全盘放弃了这些教义。我们还看到，罗马天主教在堕胎和伦理相对主义等关键性的道德问题上一直保持着坚定的立场。在十九世纪的梵蒂冈大公会议上，罗马天主教将新教徒称为“异端和分裂分子”。而在二十世纪的梵蒂冈第二届会议上，新教徒被改称为“观点不同的弟兄”。我们在不同的语气中看到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坏消息是，几个世纪前将正统新教徒与罗马天主教徒分开的许多教义，自十六世纪以来就都被宣布为教条了。几乎所有关于圣母玛利亚学说的重要信条都是在过去150年里宣布的。教皇无误的教义早在其被正式定义之前就已经实际发挥了作用，但1870年的梵蒂冈大公会议上还是正式宣告并定义了教皇无误（是救赎所必须相信的信仰）。我们还看到，近年来，罗马天主教出版了新的要理问答，明确重申了天特大会（the Council of Trent）的教义，包括天特大公会议对称义这个教义的定义（从而重申了天特会议对宗教改革持唯独因信称义这个观点的人的诅咒）。随着对天特会议内容的重申，罗马天主教教义中的炼狱、补赎和功德库的概念也得到了明确的重申。

有一次优秀的神学家们就“唯独因信称义”这个教义有什么持续的相关性进行了讨论，在这次讨论中，迈克尔·霍顿（Michael Horton）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是什么让第一世纪的福音变得不重要了？”关于称义的争论不是一个可以被置于圣经真理边缘的神学专业问题，也不能被看作是茶壶里的风暴，这场风暴远远超出了一个茶壶的容积。“我必须做什么才能得救？”这个问题对于任何一个被置于上帝的忿怒之下的人来说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

比问题更关键的往往是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的答案触及福音真理的核心。归根结底，罗马天主教会在天特大会上确认，现在也持续相信，上帝宣布一个人是否公义是根据他是否有“内在的义”（inherent righteousness）。如果一个人身上没有固有的义，那么这个人最坏的结局是下地狱，最好的情况也是要去炼狱一段时间（如果他的生命中还有杂质的话），有可能长达几百万年之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圣经和新教信徒对称义的看法是，我们称义的唯一理由是基督的义，基督的义被归给了信徒，因此，从一个人真正开始信基督起，由于基督义的归算，得救所必须的就都成为他们的了。根本的问题是：我被算为义的根基是我自己的义吗？还是如路德所说是一种“外来的义”，一种在我们以外、额外的、另一个人的义，即基督的义？

从十六世纪至今，罗马天主教一直以来都教导说称义是基于信心、基于基督、并基于恩典。然而不同的是，罗马天主教持续否认的是称义唯独基于基督、唯独因信称义、唯独从恩典而来，这两种立场之间的区别是救赎和救赎的反面之间的区别。一个人面临的最大问题莫过于远离公义的上帝。

在罗马天主教会谴责唯独因信称义这一符合圣经的教义的那一刻起，她就否定了福音，她就不再是一个合法的教会，无论她对别的基督教正统信仰是肯定的。在天主教持续否认圣经中关于救赎的教义的同时，仍然接受罗马天主教是真正的教会是一种致命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将神学分歧视为政治不正确的时代，但在不和平的时候宣告和平就是背叛了福音的核心要义。

— 转自林格尼尔网站《宗教改革过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