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教会醉心政治,终将无力见证福音——华人教会政治化的两个当代样本(杨雅各)

台湾长老会反对同婚,引发教内外冲突

2017年5月24日,台湾司法院通过释宪,宣布现行《民法》未保障同性婚姻自由及平等权已属违宪,要求行政和立法机关两年内完成相关法律之修正或制定,以保障同性婚姻的权利。自此,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区。

而这背后,与支持同性婚姻的蔡英文的民进党政府有直接关系。

2017年6月10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南和高雄中会登报发表声明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称基督长老教会表达,不能接受、也不支持任何政治或司法机构对婚姻、在法律上的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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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之下,这是基于圣经的正义之举,是值得敬佩的。然而在网络的评论里面,却有人说“这是你们支持出来的党ㄚ,你们选前早就知道党的政策了。怪谁,还是在推责任!”另一位应该是长老会的支持者,反问“一分证据说一分话,选前就知道党内政策,你这么厉害都知道!?证据在哪? ”那位朋友回复:“別發標,請自己去看看,貴教會長期來為了X力,與魔X交換的下場,2012年開始都喊了這麼久了,都不知道?還在裝傻?”然后po出网页地址,里面是许多媒体的报道,显示蔡英文早在2012年就公开表态支持“婚姻平权”,在2016年选上总统之前,从来都是高调支持同婚。
然后,这段对话就结束了。

另外,在长老教会内部也因此爆发冲突。一些支持同婚的信徒说“支持台獨是愛台灣、反核是愛台灣,但對教會的人來說,支持同性戀婚姻跟愛台灣沒辦法直接畫等號”,“長老教會支持台獨,是基於一個家父長的心態,我要解救殖民地,但同性戀他們就無法接受了”。

同性恋问题如今在教会界引起的争论并不罕见,一些教会甚至以接纳同性恋为标榜,按立同性恋的牧师,甚至因此导致教会分裂。

但在有关台湾长老会的这场争论,除了教义上的分歧,夹杂了许多政治语言。一些民众认为台湾长老会应该为台湾的同婚合法化负责,而教内的一些年轻人则认为教会在支持台独、反对建设核电站的同时却反对同婚,是一种不可理解的事情。

2017年1月18日,台湾长老会召开总会会议,重申了反对同婚的立场,但教内对同婚问题的分歧已将教会带到分裂的边缘。

教会过分介入政治,成为权力的马仔

回望2016年1月16日,蔡英文选上总统,3天以后台湾长老会总会在《台湾教会公报》上发表整版文章“恭贺蔡英文当选总统”,“肯定蔡英文总统的基本理念”,“‘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是长老教会与普世交流的基础与立场”。并在文末引用罗马书13章1节:人人都应该服从国家的权力机构,因为权力的存在是上帝所准许的,当政者的权力是从上帝来的。路加福音1章47、49节: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为大能的上帝为我成就了大事。

台湾长老会认为蔡英文当选,是上帝为它成就的大事。并且为了表达祝贺,甚至不惜随意使用圣经。
首先,这里所采用的经文翻译,既不是华人教会普遍使用的和合本,也不是台湾长老会内部广泛使用的台语汉字本,反而采用的影响范围较小的现代中文译本。在对比了几个译本的差别后,笔者发现,只有现代中文译本才将“在上掌权的”(和合本)翻译为更加具体的“国家的权力机构”。

另外,长老会内的卢俊义牧师公开撰文《长老会不能变成民进党次团体》,批评这两段经文的滥用。
针对罗马书这段经文,他批评长老会在“按需解经”,说“就拿1970年开始,长老教会积极投入关怀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时,大多华语教会的领导者就是一再引用这节经文来挑战长老教会:“为什么不顺从国家的权力机构?”长老教会就是一再提出不同的解释方式,并要求这些华语教会先回到使徒保罗时代背景去看这经文的原本用意。如今这些过去所努力,都将因此而全功尽弃!”

针对第二段经文,卢牧师说:“第二句经文是引用《路加福音》第一章47节、49节,而这是出自马利亚尊主颂的诗歌。但这首诗歌所说“成全了大事”,就是在颂赞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要带给世人一个美好的信息:“他把强大的君王从宝座上推下去;他又抬举卑微的人。他使饥饿的人饱餐美食,叫富足的人空手回去。”(《路加福音》一:52-53)我请问,这是民进党可以办得到的事吗?”

最后,卢牧师呼吁:“长老教会在这150年来的宣教工作上,就是一直努力要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起,并不是站在权势者一边,否则就谈不上伸张正义。如今民进党是国会强势者,若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与民进党站在一起,那是违背《圣经》的教导,根本就不是基督教信仰应该有的态度。 ”

就在同一时间,另一位Josephine Hsu也发文批评长老会的这篇祝贺辞“失格”,也同样呼吁长老会应该远离政治,与受苦的人民站在一起。

而这两位口中的弱者和受苦的人民,正是同性恋群体。卢俊义牧师公开在《宗教界支持同性婚姻立法連署書》上面签字。Josephine Hsu则是性别运动倡议者。在他们眼中,长老会对同性恋的态度,不是一个教义的问题,而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是教会与统治阶级站在一起压迫“性少数派”。讲台的发出的声音,也不再被视为传道者的呼声,而成了政客的扩音器。

所以,当此后当它再次站出来抗议蔡英文的同婚议题时,民众当然会问:你们原本不就是挺恩爱的吗?她不是你历来在支持的吗?

从被政治搞,到搞政治

在台湾长老会官方网站的自我介绍中,他们介绍自己是普世基督教会及改革宗教会大家庭的一分子。最早源于1865年开始在台湾南部宣教的的苏格兰长老教会宣教士马雅各医生,及1872年开始在台湾北部宣教的加拿大长老教会宣教士马偕牧师。并称“我教会经历过满清、日本、国民党政权等不同外来政权的统治,仍以‘焚而不毁’的精神见证着基督的主权。我们曾经面对过满清时期的宣教困境及迫害,日治时代的皇民化运动和政教纠葛,以及国民党政权时期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美丽岛事件等政治惨案。”

可见,台湾长老会与台湾一样,都是有一系列沉重的“被政治搞”的历史,而台湾长老会的LOGO正是表达这一系列“焚而不毁”的教会史。

2016年底,台湾长老会下属的教会公报社,出了一本由辅仁大学哲学系教授曾庆豹写的书,名为《约瑟和他的弟兄们:护教反共、党国基督徒与台湾基要派的形成》。其中主要记述了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为了防备共产党的渗透,在台湾的教会中开展一系列将“反共”和“护教”捆绑在了一起政治运动,作者称之为:党国基督徒的“三爱运动”,爱国、爱教、爱蒋(类似大陆的“三自”)。而被作者称为“党国基督徒”的,多是从大陆追随国民党过海而来的教会,而作为台湾本土教会的台湾长老会则受到来自政府和党国基督徒的迫害。

到了70年代,台湾长老会突然在政治上开始变得活跃。
1971年发布《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国是的声明与建议》回应当时岛内外的政治危机,呼吁“台湾人民自决”。
1977年发布《台湾长老教会人权宣言》,称:面临中共企图并吞台湾之际,基于我们的信仰及联合国人权宣言,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一千七百万住民决定。”我们向有关国家,特别向美国国民及政府,并全世界教会紧急呼吁,采取最有效的步骤,支持我们的呼声。
1979年12月10日的“国际人权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在高雄组织群众进行游行及演讲,诉求民主与自由,终结党禁和戒严,引发大规模警民冲突,即“美丽岛事件”。而这件事的起因,据称是总指挥施明德(天主教徒)在参加一次联合祷告会时,听从几位台湾长老教会牧师的建议,决定举办这一活动。因众多长老会成员牵涉其中,次年1月,台湾长老会发布《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关“高雄事件”牧函》:“高雄事件”中涉及少数长老教会人士,引起外界诸多猜疑和误解,本教会郑重声明不得因之诬指与本教会有所牵连。
1980年4月,时任台湾长老会总干事的高俊明牧师因在“美丽岛”事件中协助施明德逃亡而被捕入狱,被判有期徒刑7年,入狱4年3个月,后于1984年8月出狱。
(高俊明牧师出庭)
除了以上几个声明、牧函、公告,在台湾长老会的官方网站上,所列出的“重要文献”中还包括:
1980年,《为总干事高俊明牧师被捕发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紧急牧函”》。
1983年,《促请政府释放高俊明牧师及林文珍长老之陈情书》。
1985年,《我们对“语文法草案”的立场》。
1986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牧函─对国家民主化的呼吁》,《呼吁政府早日释放政治事件涉案受刑人》。
1989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声明》,《二二八公义和平日牧函》,《“声明”——监狱囚禁不了信仰!》。
1990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台湾时局的建言》。
1991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湾主权独立宣言”》。
1992年,《严正关切“党审会”拟解散民进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为“主权在民、总统直选”函全体教会》。
1995年,《光照台湾——建立新而独立的国家庆祝台湾宣教130周年的呼吁》。
1999年,《对李登辉总统“两国论”的肯定与呼吁》,《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关切公元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牧函》。
2000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为我们的国家台湾祈祷函》。
2001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关怀桃芝台风风灾牧函》。
2007年,《台湾有权加入联合国》宣言,《反对“博弈条款”纳入“离岛建设条例”声明》
2008年,《“针对总统选举及入联公投结果”牧函》。
2011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塑化剂事件之公开牧函》。
2013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台湾民政府”主张之牧函》。
仅仅从这些文件的清单,就不难看出一个趋势。

最初他们回应岛内的政治威权体制和岛内的“三爱教会”,呼吁民主,呼吁人权,并且为此受苦,甚至牧师、长老因为保护受迫害的民主人士而被捕入狱。但在1987年台湾结束戒严令,走上民主化之后,长老会的政治参与并没有因此停下来,反而因此扩大。从两岸关系到国际关系,从政党命运到台湾命运,从天灾到人祸,从为国家祷告到为政府建言。

当然,大部分文件也都引用圣经。如:
看哪!我要作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么?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九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湾主权独立宣言”》
他不折断被压伤的芦苇,也不吹灭将熄的灯火,他要坚持正义,直到正义得胜。(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三节)——《人道的呼吁-请立即释放施明德》
我们确信上帝是历史的主宰,必带领台湾人民脱离来自中国的并吞威胁,正如圣经所说:“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尚未成就的事能肯定。”(希伯来书11:1)——《2010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台湾国是会议宣言》
世人哪,上主已指示你何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弥迦书六:8)——《台湾有权加入联合国》宣言
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申命记4章9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塑化剂事件之公开牧函》

2014年,发布了《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同性婚姻议题牧函》,这篇“牧函”不仅引用圣经反对同婚,还提醒教会要区分“同性性倾向”和“同性性行为”的差异,以爱心挽回那些处在“同性性行为”中的信徒。单就这一篇内容来讲,可以说语气非常中肯,论述也忠于圣经。

然而一路走来,这篇忠于圣经的牧函已经力量十分微弱,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圣经不过是政治意见的调味料而已。

台湾长老会的政治化,不仅体现在文件当中,也渗透到了日常的教会生活。
在台湾长老会的年历当中,2月28日是“228公义和平日”,纪念“二二八事件”。
2017年的2月28日正值该事件70周年,长老会发表《二二八事件70周年呼吁函》,呼吁蔡英文政府追查二二八真相及加害者,建立新国家。在回应北京政府对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关注时,林伟联牧师表示:“ 倒不如把他们六月四号订为公义和平日,去纪念在天安门事件的时候的人民百姓受到政府强权的欺压。”

每年8月1日是原住民族纪念日,12月10日纪念世界人权日。
不少教友也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也不时有政府官员的候选人到教会中发表演说,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李登辉。
2017年5月“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后,台湾长老会的机嘉胜牧师称蔡英文践踏了长老会教友的信任,背信忘义,“不排除要再次推动政党轮替以守护家庭婚姻”。
2017年9月30日,蔡英文参加由台湾长老会主办的第十七届国家祷告早餐会,她说:“当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仁爱彼此相亲”,一定能“国家和、万事兴”! 接着,台湾长老会总会议长陈明志说,“国家和、万事兴”主题极符合台湾现况。台湾处境非常特殊,面对世界压力与竞争,内部一定要团结、和谐,不同政党要放下成见,立场一致,不应互扯后腿,以免破坏国家整体利益。

最后蔡英文在台上接受了多位牧师的按手祝福。

正在重走歧路的中国长老会

无论台湾长老会自己是否承认,但他们在众多台湾人眼中,无论是教内还是教外,他们就是一个政治团体,他们从前因支持“民运”而受逼迫,现在他们用政治势力来逼迫同性恋者。这一切,都与耶稣、十字架和福音没有多大关系。他们虽然因苏格兰长老会的传教士而建立,被称为长老教会,是普世改革宗教会联盟的成员,受过逼迫,建立教会医院、教会中学、教会大学、神学院,也引用圣经批评世界,但她在世上所发的光有多少是来自那真光呢?

如果你同意这对教会来讲是一条歧路,那今天中国大陆的长老会也正走上这条歧路,而冲在最前面的,无疑是华西长老会,在华西长老会当中,又以王怡带领的秋雨教会为首。

首先,从政治处境和信仰实践来看,王怡的秋雨教会与70年代以后的台湾长老会有众多相似之处。
⦁ 政治上都处于的弱势,没有完全的信仰自由。台湾长老会处于国民政府威权时期,与之相对的是国民党扶持的“三爱教会”;秋雨教会的政治处境自不必多说,而王怡则反复强调自己是家庭教会的代表,与官方的“三自教会”不共戴天。

⦁ 都处在社会转型的前期,政治环境尚不完全开放,但已有相当大的空间。从1971年台湾长老会首次发表《国是声明》,到1987年国民政府结束戒严,中间只隔了16年,这16年也是国民党威权统治式微的阶段。王怡也多次谈到教会如何回应中国社会的转型。虽然他不断地在讲台上批评政府,甚至直言习近平是邪恶的,但面对现实,我们必须要承认政府的影响力在减弱,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一系列反腐和加强集权的动作,包括所谓“意识形态安全”,都反映出执政者面临的压力。现行体制的维系本质上是利益的捆绑,而非马列主义。虽然他的话语体系仍然是老的“阶级斗争”、“西方敌对势力”一套,但实际上的执政思路是非常实用主义的“维稳”思路,而非以意识形态主导的“消灭”。否则,你无法解释为什么政府出动大规模警力阻止秋雨教会“5·12祷告会”、“64祷告会”,却依然长期允许他们平静安稳地进行几百人的聚会,公开创办神学院、小学和大学。

⦁ 都热衷为国家的敏感点祷告。在台湾长老会的年历中,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两个重要事件“二二八”和“美丽岛”的纪念日都列在其中,举行活动为台湾民主化祷告。秋雨教会则从5·12大地震纪念日到六四纪念日有一个“为国家祷告月”。这些纪念日都是执政当局的敏感点。

⦁ 都与执政者频繁发生摩擦,但“焚而不毁”。秋雨教会的成名,始于2008年针对当地宗教局的“取缔决定”所发出的行政诉讼,被称为国内以家庭教会名义起诉宗教局的第一案。之后几乎每年能从各处看到秋雨教会“受逼迫”的消息,但最终都平安无事,像是在例行公事一般。

⦁ 都与“异见人士”往来密切。台湾长老会的总干事高俊明牧师、信徒林义雄、张俊雄都是 “美丽岛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秋雨教会的王怡牧师自己在信主之前就是著名的维权律师,《零八宪章》最早的联名者之一。2006年还曾与余杰、李柏光一同作为人权活动人士受布什接见。教友中还有著名的作家冉云飞,以及前立人大学创办人李英强,其他不知名的“异见人士”想必更多。他们甚至成立了一个“良心犯基金”,用于支持良心犯在外的家人。

⦁ 都喜欢发表公共“声明”、“立场”。台湾长老会的声明清单列如上。王怡则先后发表了《家庭教会信仰立场》,《我们对家庭教会立场的重申(95条)》,《我对新“宗教事务条例”的五个立场》,《我对时局和教会使命的三个意见》,还有王怡针对具体的政府工作所发表的 语录。

而在神学上,王怡的指导思想也与台湾长老会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可能有人会说,台湾长老会是自由化、世俗化了的长老会,王怡牧师的华西长老会是纯正的。但这与自由化、世俗化无关,而与政教关系和文化使命有关。

台湾长老会下属台南神学院的历史神学系主任王崇尧教授(同时也是牧师),发表过一篇文章,名为《台湾处境化神学的发展——论一九七○年后台湾长老教会与台湾政治社会的互动》。文中,他以美国神学家尼布尔在《基督与文化》(Christ and Culture)中总结的五种“基督-文化”关系类型为框架,梳理了1970年前后台湾长老会在政教关系上的转变。

他认为,1970年前的台湾长老会有两个类型。
第一是“认同类型”,即基督属于文化。从荷兰、西班牙统治台湾开始,到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再到日据时代。台湾教会一方面西方宣教士的政教观影响,一方面受到强势政治的压迫,使得台湾教会处于基督从属于西洋或东洋文化的“人同类型”。

第二是“二元类型“,即基督与文化相反相成。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后开始的戒严时期,教会与社会一样,与政治保持距离,因此形成互不相干的二元局面。

1970年后,是“改造类型”,即基督改造文化。而促成这种转变的原因,王崇尧认为是“1970年台湾长老教会被国民党当局所迫,退出普世教联才有所转变。政教关系由此事件突显紧张,教会也在被迫下开始思考其长久被压抑的人权与政治理想。”

而完成这一转变之后,紧接着的是一系列“人权宣言”,“这时期的教会正以信仰挑战宰制文化,然而它并不 是“基督反文化”的“拒绝类型”;而是以“基督”信仰来改造“文化”价值,使其更符合基督徒所追求的民主人权的信仰思想。”

在这一脉络的梳理中,王崇尧清楚地指明,“基督-文化”关系类型的转变是台湾长老会形成今日局面的关键。而这一“基督改造文化”的互动关系,正是王怡的秋雨教会所推崇的。

秋雨教会的章程中,明确将“三化异象”列为教会的异象,即“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这“三化”是赵天恩牧师在80年代提出,并由其创办的中国福音会向外推广。

赵牧师在名为《中国文化基督化:福音传播的历史反省》的文章中,对三化异象进行了可操作的论述。他也是以尼布尔的五种“基督-文化”关系类型来思考基督与文化,教会与政治的关系,并同样认可“基督改造文化”的方向,与台湾长老会的思路一致。在文章的最后,赵牧师给出了“中国文化基督化的具体进程”,包括:1.个人的成圣是迈向文化转化的第一步;2. 建立合乎圣经的思维模式;3.基督化的家庭和教会群体;4.创办基督教教育机构并发展高等教育;5.基督徒参与医疗、社会服务;6.基督徒参政。

“三化异象”的终极目标是基督徒参政。

赵天恩说,“当中国基督徒也参与在政治进程中时,文化基督化就可以被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例如:服务于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行政职务、竞选民意代表,这都可以使得基督徒的价值观透过立法的程序而制度化,达成更公平正义的社会。中国政治体制的基督化还需要一段漫长时间的努力。”

这六步路线图计划,正是台湾长老会走过的路,也是王怡带领华西长老会正在走的路。

赵天恩另一篇文章中,更清楚地表明“三化异象”是以救国为目标的政治理想,而非福音使命。在《福音与中国文化的更新》中,赵以“中国往何处去”、“国耻何时了”开篇,梳理了中国在近代以来经历的民族苦难,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找到了马列主义。而马列主义吸引彼时知识分子的原因有三个:组织政治行动的潜质、理性主义的本质、提供整体的答案。到如今马列主义渐渐虚弱,那么教会应当“参与中国前途的塑造”。赵称,“目前(中国大陆)的口号是建立一个中国本色化的社会主义,重新整理,选择中国传统的文化,于各种思想哲学、主义当中,取其长而舍其短。这在思想界会产生一个多元化的趋势,长远来说,能提供系统思想的基督教,其实有可能再被考虑,影响中国前途的塑造。”

最后,赵牧师的结论是——“三个策略: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中国文化基督化”。
可见“三化异象”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理想,以救国为目标,以宣教为手段,将教会转变为革命党,将主的群羊转变为革命军。

虽然赵天恩与台湾长老会并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赵天恩正是曾庆豹口中的“党国基督徒”,但两者在政教关系、基督与文化的关系上的思路是一致的,不同的地方仅仅是一个“反共”,一个“反蒋”;一个“救中国”,一个“救台湾”。

王怡的二元史观放大政教冲突

从近期的王怡的动向来看,他所影响的秋雨教会、华西长老会已经逐渐呈现出一些解放神学、共产主义运动(其实这两者本来就有很深的渊源)的特征。

在2017年11月雅加达“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王怡因受当局阻拦没有出席,最后是一位名叫陈彪的美国华人牧师替他宣读了《历史是大写的基督》。

王怡说,“作为创造主的基督,主宰一切。但作为救赎主的基督,却降卑至死。因此在这两者之间,上帝以祂的救赎之爱,给了世界一个空间,让世界上并存着两个秩序,一个是上帝的秩序,一个是魔鬼的秩序。这两个秩序反映在地上,一个是基督秩序,一个是法老秩序。”“从出埃及开始,上帝国度在历史上的每一次拓展,都与当时世上最强大的帝国互相对应。”

“主啊,求你将未来的中国社会赐给你的教会,不然就带我离世与你同在。主啊,求你赐下大复兴给你在中国的教会,不然就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主啊,求你兴起一大批忠心于你的国、你的政权的仆人,去迎接前面新一轮的逼迫,不然就使他们失去会堂和会堂中的高位。主啊,求你拣选多得数不过来的宣教士、植堂者和布道家,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走遍中国的各城各乡,直到将福音充满中国的每一所监狱和看守所;不然就夺走我们的房产、学位和中产阶级的生活,免得我们有一天仅仅拿着这些东西去见你。”

这便将整个救恩历史简化为“上帝与法老之争”的二元论,将世俗政权定为“敌基督”,并且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何其荒唐!

王怡的圣经里面大概没有创世记、以斯拉记、以斯帖记、但以理书和约翰福音,所以他不知道即使在异教君王的统治下,神没有把埃及交给约瑟,没有把波斯交给以斯拉,没有把波斯玛代交给末底改,但神的救恩依旧在进行。

约翰福音18章36节,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既然如此,为什么王怡牧师要号召基督徒以自取刑罚的方式,求神把中国社会赐给教会呢?

所以,我赞同陈鸽对王怡的判断,他是在“借神权挑衅政权”。

王怡的神学特征,与解放神学、共产主义运动的相似之处在于:
⦁ 将有形的政治体制视为邪恶之源,或魔鬼的代表。
⦁ 将历史解释为二元的阶级斗争史——法老不除,基督难立。
⦁ 以与邪恶体制的关系来划分敌友。
⦁ 致力于在地上建立天国(共产社会或神权国家)。

为了使这样的“二元论”成立,王怡需要一种紧张的氛围,让人看到这种对立。他需要“为国家祷告”,然后刺激国家来打击教会,他需要让人看到基督徒被抓、孩子在哭的照片、视频。他需要让自己变得敏感,而使自己成为受逼迫的活标本。他也需要煽动基督徒退出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公立学校,就像煽动“抵制日货”一样,与敌对势力划清界限。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他需要自己坐牢。

一段在朋友圈流传王怡语录中,他这样说,“从80年代倡言‘党政分开’,到如今落实‘党领导一切’,中国的心灵,被政权压制的程度,达到自秦以来两千年之顶端。”看到这里,又让人觉得王怡牧师没有读过历史。文革期间若有人说了王怡这番话,恐怕早已被踩在脚下,踏了不知多少脚,但如今他在教会讲台上公开咒骂习近平,全中国恐怕难找到第二个还能像他如今这样,既没有被软禁,更没有被逮捕。

如今的政权不完全在行公义,这不需要一个牧师来提醒,但它也并非完全不公义,它依然被神使用维护国家的基本秩序。不然华西的教友在外面遇到罪犯就应该找王怡牧师,坚决不打110,因那是向魔鬼求助。
在《论家庭教会传统和城市教会的公开化》中,王怡也承认世俗社会的进步给家庭教会公开化的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包括:普遍的法治进步,私有产权的确立,公民维权运动和普遍的结社自由。

既然这样,为什么你又要说它是两千年的顶端呢?你既然把最高级别的词都用在了共产党身上,那今日世界上直接杀害基督徒的极端恐怖组织,你还剩下什么词给他们呢?如果世界历史仅仅是“上帝与法老”之争,那些生活在中东穆斯林国家的基督徒是否也应当在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的纪念日为国家祷告呢?

远离奋锐党的酵,迫在眉睫

王怡没有接受过系统性的神学教育,2005年受洗之后就开始站讲台,没有做过几天平信徒,神学装备都是通过自修。这不是要论断他是否得救,而是说王怡在教会内的影响力并不是因他神学上的造诣。他的影响力的建立,是因为迎合了当代中国社会、教会中的政治诉求。

王怡是维权律师出身,又是宪政学者。在信主之前就已经开始接触一些家庭教会的维权案件。50年代以来的家庭教会长期处于地下状态,会堂被毁、人被下监狱,改革开放之后虽然缓和了许多,但在不同的地区,仍有逼迫不时发生,被四处驱赶,毫无还手之力。长此以往必然在家庭教会当中积累对政府的敌视情绪,人的本性使然。

王怡的出现,给家庭教会指出了一个方向,通过法律维权的方式与政府抗争,不仅合法也行之有效。王怡先后扶持了基督徒律师团契,发布《家庭教会维权手册》,许多受逼迫的家庭教会必然视之如救命稻草。
王怡每一次在讲道中骂政府,对解经来讲都是不必要的,但这会迎合家庭教会中的反政府情绪,同时得到“民运人士”的好感。有没有福音不重要,重要的是王怡代表了正义在批判一个地上的魔鬼代言人。今日中国,除了少数既得利益者,有几个人不骂政府呢?这给了王怡丰富的群众基础。

2018年4月,秋雨教会又发布了王怡撰写的《当警察来敲门(家庭教会版)》,称“这份文件不但反映了‘秋雨圣约教会’在政教关系和教会公开化的立场下,面对教案和逼迫所采取的‘非暴力不服从’的立场和指南。”
“非暴力不服从”这个词,暗示了历史上的“非暴力不服从运动”,包括甘地所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马丁路德金的黑人民权运动,和中国的六四事件、法轮功425上访事件。他们的共同点除了手段上的“非暴力不合作”以外,他们全都是向政府表达某种政治诉求的政治运动。同时,他们都是一场“对赌运动”。民众一方以静坐、游行、上访、练功、绝食的方式制造舆论、增加筹码向政府施压,这些手段当然都是合法的手段,和户外聚会、街头布道差不多的合法。政府一方则以驱赶、逮捕、开枪的方式,要迫使聚集的人群恢复正常秩序。

双方都无法预知结果,双方都在赌对面先让步。甘地和马丁路德金赌赢了,台湾长老会跟国民党政府也算赌赢了,然而天安门的学生和珐伦功的信徒都失败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然而对教会来讲,这不是基于对成败的把握来评估是否值得参加,教会根本就不应该以主的羊为筹码进入这一场豪赌。

近期,王怡还在不断加大手上的筹码,放大现有的政教冲突,以“殉道”刺激家庭教会走向正面对抗,以“叛教者” 的罪名绑架有异议的教会。就在刚刚过去的5·12之后王怡发出一篇《派出所读经札记:以斯帖记》,其中写道,“末底改一人不向哈曼下跪,招致了全族灭绝的报复。不知当时,有多少犹太同胞,会吐唾沫把他淹死,戳脊梁把他戳死。这也与今日类似。危机来自不向哈曼下跪(叫你不要聚会你偏要聚会)。在某个意义上,末底改是自寻危机,自找威胁。在不信之人看来,这简直就是一种信仰上的“碰瓷”行为。然而,恰恰是这种“宁为玉碎”的忠信,同时带来了危机,也同时带来了胜利。”

王怡要的就是“玉碎”,就是自取刑罚,这将绑架所有中国家庭教会,将其推向政府的极端对立面。
如果王怡仍旧是王怡律师,他站出来推动公民运动、教会维权、社会转型,将是令人敬佩的;但作为牧师的王怡来做同样的事情,并且曲解圣经为自己的行为背书,将这一切包装成上帝的旨意,长此以往,会将将主的羊训练成革命党,并试图在地上实现基督王国,就是假教师的行径,背后是敌基督的灵。

追随耶稣的人当中,曾有人强逼耶稣作王,耶稣却远离他们(约翰福音6:15),就算到了主复活之后,门徒还问他“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主却说那日子他们不能知道(使徒行转1:6-7)。主也明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18:36)

然而,如今中国家庭教会面临如此的奋锐党人的试探,好像主的国就在这世界,要为主与君王争战,要“玉碎”,而不要十字架。十字架不是公民运动,不是推翻法老,不是自取刑罚,不是天天指责社会结构性的罪,而是天天省察自己的罪。

2018年5月15日,王怡的秋雨教会发出《关于成都5.12教案的声明》,称“本教会决定, 为着福音和良心的缘故,我们将针对 5.12 教案,采取一系列检举、举报、 控告和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和刑事自诉等法律手段,也陆续发布相关法律行动的简讯。 来向社会、 政府和一切有着上帝形象和尊贵的人类,公开指出这迫害教会、 侵犯和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罪恶,不但是违背法治的,更加是上帝所憎恶的。 也藉此向涉案的成都市数千公务人员及全社会提出对这一邪恶罪行的、来自上帝和圣经的警告。”

想必王怡的圣经中也没有罗马书。“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马书12:18-19)

这篇声明无异于一封发给政府的“决战书”,必然在众多家庭教会中激发更大的殉道热情,同时向执政者施加巨大的舆论压力,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从现在到6月4日的这段时间事件,王怡必将如其所言,继续扩大这种张力。
既然秋雨教会5·12这天所发生的事都能在全球范围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试想,如果将来的某天王怡被官方逮捕,那么秋雨教会和华西长老会的数千名基督徒,全国各地家庭教会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极有可能到各地政府的门口聚集,集体公开祷告、唱歌、诵读圣经,甚至绝食,要求政府释放王怡。

到那时,中国家庭教会极有可能成为第二个珐伦功,而王怡必将载入历史。作为资深的政治学者,这一切都是他可以预见的,然而他已经定意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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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此呼吁,华人教会里,主忠心良善的仆人们,无论你是牧师、传道人、同工,抑或是普通信徒,应当一齐起来,抵挡这一股强大的奋锐党的潮流(奋锐党的原意即为“狂热分子”),为了主的教会能够始终的见证超越的福音,为了避免有一天外邦人和教会的下一代都说“你们的信仰不过是一种政治观点”。
恳请大家为教会祷告,但不是为“玉碎”祷告,乃是求主帮助祂自己的教会能柔和谦卑、学主的样式,远离那些强逼主耶稣作王的奋锐党人!
阿门!

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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